少帅张学良——为何被软禁长达半个世纪（一）

  西安事变在1936年底爆发，这一事件中的主角少帅张学良经过漫长的半个世纪，仍然是在软禁之中。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当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时候，应未料到自己会遭到长期监禁。南京政府用军法审判手段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蒋介石尽管特赦了张学良，可是自特赦时起，则是以管束为名，无限期软禁为实。时至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84岁的张学良慢慢的变成了近代历史上被软禁最久的政治犯。

  蒋介石为何需要把张学良关得这么久？这是一个值得读史者思考的问题。其实即使对蒋而言，有好几个释放张的最佳时机。1937年下半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可以放张学良以遂其抗日之志。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可以放张学良助其收复东北。蒋介石若心胸开阔，大公无私，不会不明白乘这两个时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可以为他、为国所用，大有好处。然而蒋却从未认真考虑释放张学良，更不用说再度任用张学良，除了挟怨报复，私恨难忘，岂有别解？

  我们不妨先检视一下西安事变为何会发生，此一事件对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有何重大影响。事实很清楚，蒋介石在事变之前的七年中，一直向日本侵略者妥协，以争取时间消灭国内的政敌，号称先安内后攘外。他在这方面非常坚定，不愿改变他的决心。然而蒋介石的政策极不得民心，尤其是在“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以及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之后。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官员奉行不抵抗政策，被中国爱国同胞们同声谴责为卖国贼。张学良原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因此也为不抵抗政策分担了国人的指责。当全国反日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和扩大时，失去东北的张学良再也无法容忍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在多次规劝蒋介石改变政策失败之后，才以兵谏作为最后的手段。他抓蒋之后决心要达到的，无非是要蒋领导全国同胞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当蒋在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协调下，口头上接受了这个要求时，张学良几乎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坚持尽快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据张学良晚年的回忆，他为了团结全国在蒋之下抗日，是不顾己身，冒着很可能的危险这样做的。张也许太天真，以为他放了蒋，蒋也会放他回去，一致对抗外敌，而他忽略了两人完全不同的个性。无论如何，事实上张学良的所作所为，并无私念，确是出于单纯的反日爱国心。历史也证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确改变了不抵抗政策，这也就是张学良的初衷。蒋决心抗日赢得全国的拥护与支持，出现前所未有的团结。蒋介石居然成为西安事变的受益人，但他拒不承认西安事变的正面成就，而要惩罚张学良。因他难以面对张学良强迫他改变不抵抗政策的真相，所以他刻意把西安事变视为叛逆、幼稚，是与三位一体的阴谋。不仅如此，他还向全国同胞宣称那些反叛他的将领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已经及时悔悟。然则，依蒋之见，西安事变之解决，是由于张学良改变了初衷，而他并没改变既定政策，恰与事实相反。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说法，以及事变的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为什么他不肯原谅张学良。他将张学良永远监禁，正是要永远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他尤其是要把张学良与反日爱国情操切割。一言以蔽之，蒋介石为了他个人的形象，想要维护他的历史地位，最好永远封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相。

  方面的种种说法，包括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一再宣称：西安事变主要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叛将在的影响下所做的行为。其他不少人士，虽然不相信蒋介石以精神感召改变了两位“叛将”的心意，但一般说来，都普遍接受了对西安事变的官方说法。即使像胡适和傅斯年等自由主义派人士，虽对国民政府的政策经常有所批评，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一事上，也一致谴责张学良是“惹是生非者”，甚至骂张学良为“卖国贼”，应该受到政府的惩罚。赞扬张、杨二人的爱国精神，周恩来对张尤其关切；在统一战线的目标既成之后，由于认为张学良的案子乃是“内部的家务事”没有公然为二人讲话。至于国际上的看法，大都认为“捉蒋”乃是以往军阀时代的遗风，因此并没有对张学良表示同情。总之，不管蒋介石把西安事变事实歪曲得多么厉害，把他自己夸大得多么伟大，他的说法毕竟占了优势。

  张学良自己的说法，大部分是在监禁中和监督下留下的，所以除了悔意和遗憾外，无法表达任何心意。他虽没机会丝毫没有保留、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表白，然而我们如果细心察看，他公开的言行很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他要在1936年12月12日采取激烈的“捉蒋”行动。咱们不可以说他有预谋，而是一系列的事情迫使张、杨采取不得已的兵谏，而导火线显然是蒋要用机关枪对付要求抗日的学生。这一点在张晚年接受访问时得到证实。最重要的是，少帅所关切的是团结全国一致抗日的爱国大业。就为了这个原因，他不惜激怒蒋介石，极力想要阻止内战，想要改变蒋介石的对日姑息政策。人固然用民众的反日爱国情绪，使蒋介石的枪口转向入侵的外敌身上，也的确努力要把东北军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来。有些工作人员甚至已确定进入东北军，并签订秘密停战协议。不过，影响之重要性，充其量也是次要的。少帅和他那些来自东北的子弟兵，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们，都知道日本的侵略是多么地不能忍受。他们是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迫离开家乡的。从那时候起，他们一直想家，并感到灰心，感到愤慨。他们对蒋介石一再宣布的“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政策，自然忿恨不满。他们盼望要去打侵占他们家乡的日军，而没有心情继续为了内战而流血作战。人只是顺应抗日的情绪，且善用此一情绪作有效的劝导而已。然而若谓主要由人把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带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未免言过其实。同样指控人利用爱国情操引诱张学良和杨虎城掉入陷阱，也是夸张的说法。事实上，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抗日情绪不必由任何人劝导或引诱。

  少帅自己的抗日情操，毫无疑问是特别强烈的，因为日本侵略者不仅侵占了他的故乡，还谋害了他的父亲。他的爱国心驱使他无惧日本的威胁，让东北三省在1928年易帜，促使全国统一。可是他的抗日爱国心遭遇到日本的嫉恨，关东军遂于1931年9月18日借故生事，攻打沈阳，侵占东北，而东北军几无抵抗。张学良晚年曾自认下令不抵抗，但他不抵抗是执行南京不抵抗的既定政策，不是吗？然而他身为东北军统帅，无可避免背上不抵抗的罪名，就连诸如胡适这般聪明的人，也跟着全国大众谴责张学良失去东北。他独自一个人承受全部指责，却少见有人奚落全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其实有充分的证据，包括日本官方档案中的证据，说明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张学良已经发出警告说，与侵略成性的日军将不可避免会发生军事冲突，但蒋介石仍然坚持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中校秘书应德田引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文说：“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日本外务省所藏的蒋介石致张学良的铣电（1931年8月16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此外，今辽宁省档案馆日本人中村案第104号藏有张学良给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电（1931年9月6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章炳麟（太炎）也作证说，他与少帅于1935年在北京会晤时，少帅曾经把蒋介石的秘密电报给他看过。东北军骑兵部队指挥官何柱国将军回忆当年的事时说：“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把少帅召到石家庄，在一列警备森严的火车上见面会谈。会谈后，少帅告诉何柱国：‘蒋不要我们抵抗（抗日）。’”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14日所发表的声明，更进一步确定了，“在这期间（‘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府尊重国联的决定，尽最大努力避免冲突，并格外努力保护在华日本侨民，以防止任何不幸事件之发生”。两个星期之后，蒋介石在为顾维钧举行的外交部长就职典礼中，明白宣称要以外交方式解决与日本之间问题之重要性。蒋政府的对日政策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很清楚地是一种妥协政策。无可讳言，蒋在没有把国内的政敌消灭之前，他是不想因“九一八”事变而与日本翻脸的。事实如此，却由少帅张学良独自为蒋介石不得民心的不抵抗政策背了黑锅。

  即使如此，张学良对蒋介石依旧很忠诚，他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除了私下向他亲近的僚属和他尊敬的朋友诉苦外，并没有公开抱怨过，甚至于在为东北军的功过与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公开发生争论时，也不曾公开辩解。更有甚者，当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进而侵占热河后，张学良为了顾及蒋介石的处境，自愿引咎辞职、出国。少帅在欧洲期间，看到德国和意大利以法西斯主义强盛起来，印象极为深刻，回国后想要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墨索里尼，振奋国人，以抵抗外国的威胁。他称呼蒋介石为领袖，并且尽职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被称为“领袖”，相当于希特勒的“Führer”或墨索里尼“Duce”的称号。蒋之“蓝衣社”显然也是在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与希特勒的“褐衣社”。

  通常期望愈高，失望愈深。不久，张学良对蒋介石政策之正确性和正义性，不能不产生怀疑。在张看来，一连串的事件证明蒋介石的政策是违反国家的利益的。“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的话，想仰仗国联为东北主持正义，作出公正的解决，结果无效，反而招致日本更进一步的侵略。日本在东北制造“满洲国”之后，又侵占热河省，再进一步迫使华北中立化。所有这一连串的事件都表明了日本侵略的脚步并不会因蒋介石一再妥协而停止，也表明了中国的内战只会正中日本下怀。直到1936年，蒋介石仍然坚持在终结内战之前，他不能也不会抵抗日本的侵略。然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仅失去绝大多数有良知、讲正义的中国人民的支持，也深深困扰着与日本有特殊仇恨的张学良，使他忐忑不安。张不断向蒋请求停止内战，他愿意在蒋介石领导的抗日大军中去打先锋。可是蒋对张坦率的请求不仅充耳不闻，而且痛加训斥，不免使张学良感到委屈。在蒋命令下，张勉强就任了总部设在西安的西北“剿总”司令之职，但内心实痛恨打血淋淋而又毫无意义的内战。显而易见，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东北军内部强烈的不满已经呼之欲出。

  少帅与蒋介石之间的政见益趋分歧，蒋坚持要消灭国内任旧存在的敌人，特别是的红军，而少帅希望立马停止内战，以便团结所有的中国人一致对日抗战。张学良对自己的信念越来越强烈，他虽然是蒋介石的下属，但有自己的东北军，加上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以及蒋介石所持政策越来越不得民心，给他巨大的鼓舞，增加了跟蒋介石争辩的能量。不过，蒋介石极端顽固，顽固得常常不让张学良把话说完。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最可见之于1933年4月7日对“剿共”军事将领所作的训词：认为敌人不是倭寇而是；东北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是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政府应该要负责任，然而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蒋介石的顽强态度并不因时局的恶化而有所改变，不过蒋之强硬态度，对家乡被日本人侵占的东北军官兵而言，完全不能接受，故士气低落。于是蒋对于张学良呼吁停止内战的看法，对于东北军在陕西与作战不力的现实，终于失去了耐心。蒋遂决定于1936年的下半年，亲自到西安去见张学良。蒋介石停留西安期间，中国军队虽然正在绥远省东部抵抗日本侵略军，却未提及一句要反击日本的话。他不但不提打日本的话，而且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军官训话时，反而一再重申消灭之必要，并且还用恼怒的口气把反对他政策的人比拟为“汉奸”。蒋为了“剿共”，除了口头施压外，还着手部署三十多个师的部队在东北军的背后，同时分别扩建西安和兰州两地的机场。此外，蒋介石又威胁要把东北军调到华南地区加以整编。此非传闻，因蒋于1936年12月9日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迄今尚未正式公布的一封信里，要邵暗中让《大公报》记者发布这样一则消息：蒋将要任命他的心腹将领取代张学良和杨虎城。总之，蒋试图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迫使对他有异议的将领们，除了照着他的话去做之外，无路可走。

  蒋介石想要彻底消灭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最近一项证据证实，差不多在西安事变之前一年，蒋介石曾经指示他的心腹陈立夫与苏联和领袖周恩来联系接触，谋求和平解决的办法。陈立夫的陈述可以使我们感觉到，在西安事变以前与慢慢的开始谈第二次统一战线了。蒋介石与的秘密交往确实令人玩味，正如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来往一样令人玩味，因为这两件事已经证明并不是像所说那样脆弱，会很轻易地被消灭。但如果因此就说蒋介石已经改采容共政策，未免过于草率。实际上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事情还得等“我最后的批准”。因此，陈立夫只是证实了蒋介石想要开辟一道有周转余地的两手策略而已。蒋仍然打算尽一切力量推行他的军事计划，以完成他更合其心意的武力解决方案。他在1936年12月初到西安时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心意。

  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不似早有计划要发动兵谏。张虽曾规劝蒋介石抗日而一再失败，但并没放弃说服蒋的希望。当蒋介石于10月29日到洛阳为他的50岁生日去“避寿”时，张学良约阎锡山同往洛阳向蒋祝寿。张不管蒋不高兴，还是一再旧话重提，请蒋改变政策。但是蒋介石坚决拒绝考虑改变政策，尤其是当蒋介石拟命令军队和宪兵用武力抗议的学生时，张学良和杨虎城才决定采用兵谏的下策。张、杨最后走到这一步，用兵谏迫使蒋介石改变政策，是因为张曾经屡次用各种方式规劝蒋介石，如陈情、恳求，甚至哭谏等，均告失败，别无他途。捉蒋兵谏虽可说是不顾一切的孤注一掷，却非少帅冲动鲁莽之举，而是经过慎重考虑而后的决定，因为这是他能达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最后机会了。他的这一决定，得到杨虎城及其西北军的支持，张、杨共同发表相关声明。人虽然曾经尽一切力量影响少帅，但事前对张、杨兵谏毫不知情。1936年双十二的捉蒋一幕，绝非所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