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辞逝后全面崛起和分裂（下）

  孙中山关于接班人问题。曾于1924年1月25日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提出希望能够通过改组，将其个人所负之革命重任“分之从人，希望我们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故一大通过《中国总章》决定设立中执会管理事务。同年7月1日是又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政会），其权力及职能均凌驾于中执委之上，成为的权力中心，但中政会与中执会均采取苏俄式的委员会制度这被视为孙中山对自己接班人的安排，即列宁辞逝后，联共（布）就陷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权利斗争。（1）这也为日后汪精卫与胡汉民之争，埋下了祸根。对及国民革命造成重大影响。

  在具体接班人上，孙中山没明确。但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前。由汪精卫执掌党务，胡汉民负责民政，廖仲恺主管财政，伍朝枢总揽外交，邹鲁总责教育，蒋介石掌握党军。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大元帅，总筹广东革命大本营各项事务，任命许崇智为大本营军政部长。这就形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五强。（2）

  不过由于采取以党制国，故党权最大，军权次之，政权最后。而汪精卫长期负责党务，虽与胡汉民共为《中国宣言》起草人，但孙中山病重之际，汪精卫随待左右，也是唯一一个在北平的原政治委员。还是《孙中山遗嘱》主要负责人（据汪精卫在二大上介绍《孙中山遗嘱》实际使用的是陈友仁与鲍罗庭一道起草的英文稿，未使用其与高级幕僚所写中文稿）。再加上他积极向鲍罗廷为首的共产国际顾问靠近，以至1927年“清党”前被斯大林，鲍罗廷视为接班人和领袖。故汪精卫威信，地位略高于胡汉民。军事上许崇智表面为军政部长，但实际为粤军首领，而蒋介石掌握谪系党军，1925年时黄埔军校已培养出军官达五千名，成为建军的骨干力量。故许崇智与蒋介石实力在伯仲之间。孙中山逝世后，就形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三人的最高权力核心，军事上则以许崇智，蒋介石为领袖。

  蒋永敬先生巨著《兴衰史》中曾评价：汪，胡两人早年志同道合，情同手足。胡汉民善于察言观色，但做事太过锋芒毕露，汪精卫则处事有条理，性格内敛蕴藉。在内，两人有精明与长厚之评价。孙中山先生曾指出，在广州革命大本营面临危机时，“有此两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3）因而，孙中山在1924年设立革命委员时，特意委员名单中排除两人。以避免两人“非彼之长”。

  孙中山辞逝后，汪，胡在党内威望最盛；而廖仲恺不愿争夺领导地位。故汪，胡二人陷入之争。而其他人的支持，将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胡汉民人际很差，党内存在着胡廖交恶，胡陶交恶，又与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等军事将领关系不好，故胡在内先天不足。反观汪精卫自料理完孙中山先生丧礼后，即挟丰硕的政治资本返回广州，首先拜访军事首领许崇智。1925年5月8日，汪专程前往潮汕拜访蒋介石，双方“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之”，使蒋甚感汪对其之亲爱。（5）5月9日，汪精卫夫妇携蒋介石拜会许崇智，在汪，许“诚意”打动下，许同意支持汪。但许崇智不会想到，日后他会成为“汪蒋同盟”的牺牲品。（6）

  而由于汪精卫积极亲近共产国际和，而胡汉民又排斥。鲍罗廷等就视汪为代表人物，而鲍氏又受斯大林直接指挥和信任，双方也均认为应扶持汪精卫执掌，排斥胡汉民。故廖仲恺也支持汪精卫。（7）至此，汪精卫取得了对胡汉民绝对的胜利。不过，关于汪精卫所谓“亲苏”，孙中山早在1924年10月9日致《致蒋中正函》中称：“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皆不能降心相从”。历史也证明，汪精卫是政治投机，绝非线年孙中山病危期间，中执会部分政治委员在京成员就“讨论政府的体㓡是，决议采取合议制”。会后由汪精卫电代行大元帅胡汉民“帅座若不讳，广州政府改合议制。合西南各省为之，以消纳灰色同志”。胡汉民回电同意。同年6月15日，随着第二次东征的顺利进行。中执会决定“

  ”。开始筹组国民政府。（9）在国民政府筹建期间，鲍罗廷地位举足轻重。

  （10）鲍罗廷回到广州后，即担任中政会顾问，参加所有会议，在政府成员和干部任用上，坚持“紧靠”方针。如负责起草各机关组织方案和人选的就是廖仲恺，伍朝枢。这使得广州国民政府和中政会大多数为。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会档案《政治委员会第17次会议》1925年6月22日。但这引起了邹鲁等不满，明确指责鲍罗庭“操纵”国民政府组建。而据邹鲁回忆，在选举投票和唱票过程中，身为中政会秘书的伍朝枢发现作为候选人的汪精卫，最多只能得10票，但他却给自己投票，总共得到11票。但碍于汪的地位，伍没有直接说破，只在朗读投票形式时报出结果。（11）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当选军事部长，廖仲恺执掌财政部长。3日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再接委员长，蒋介石等八人为委员。实际

  但胡依靠资历与影响力，仍任中政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廖仲恺被刺案后，汪精卫才彻底取得胜利。苏联政府为祝贺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并安抚国民政府的不满气氛。于1925年7月10日，苏俄援助的一批武器运抵黄浦，政治委员会议决请鲍罗廷转达莫斯科对“物质的援助盛意”，这确实起到了润滑效果。但并不买账，因为

  1925年4月14日，廖仲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党代表。这被视为“亲苏亲共代理人”。实际廖是孙中山“联苏容共”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在1924年国共“党团事件”上，曾向发难，还曾为有“反苏”背景的孙文主义学会亲自撰写序言。但却成为分裂的牺牲品。

  8月20日，廖仲恺在惠州会馆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引起了国内外巨大轰动。当天，中央政治委员与军事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并授予其全权应付时局，随即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主席的廖案检查委员会。根据案发现场所逮捕的凶手及其身上所搜出的名单，信笺记录及枪照等物品，很快查明幕后主使是朱卓文等人，在进一步审查中又发现粤军中的梁鸿楷，魏邦平及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参与。随后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等人被捕，朱卓文，胡毅生则出逃广州。廖仲恺被刺案，对中央权力争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13）汪精卫与蒋介石结成事实上的联盟，曾派人

  1925年9月15日，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决议，派胡汉民以俄使名义离粤赴莫斯科。这等于放逐胡汉民，汪精卫得以登顶最高领袖。虽然廖案主要参与人胡毅生为胡汉民胞弟，胡汉民又是林直勉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但胡汉民实际与廖案无关，

  胡，廖均为1905年在东京同时参加同盟会，深受孙中山信任。两人私交甚厚，“情感素笃”，且事后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也从未指认胡汉民为凶手。（14）中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派胡汉民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国访问，临行前中央不仅对外发布了重要的公告，而且为胡举行告别宴。还有党政军要人送行。到苏联后也受到热烈欢迎，甚至被接纳为农民国际主席团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全会。还有，胡汉民在莫斯科公开召开记者会，宣布他未与廖案有牵连，赴苏也不是因廖案被驱逐。1925年10月20日，11月22日苏联《真理报》曾进行专门报道。一再提及胡与廖案无关。1926年1月，二大上，胡的死对头汪精卫就公开指出胡汉民与廖案无关，“外间对于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证明都是假的”。（15）而作为回报，蒋介石借机廖案中涉及许崇智所属的梁鸿楷，郑润琦部，清除许崇智的势力，掌握军权。1925年9月19日，蒋介石在汪精卫支持下致函许崇智，罗列其担任军政，财政部长期间的种种“罪行”，特别是指许曾截取各军军饷“接济叛军”。9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包围郑润琦等粤军各部，许崇智被迫辞去军政部长及粤军总司令，财政总监等职，由陈铭枢护送离粤赴沪。随着第二次东征胜利，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得到稳固。至此，

  。（17）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视汪在帮助破坏，“今为者明日或为，甲明日可以被乙消灭，乙可能被另一个丙消灭，长此以往，被‘剥蕉似的一重一重剥去，差不多同归于尽’，就不能不自消灭了”。（18）之后鲍罗廷仍继续排挤“”，邹鲁，谢持，邓泽如等人受到牵连，

  汪精卫后因北方局势需要，派林森，邹鲁参加北上外交团前往北京。势力遭到重大打击，整个中央看似更加左倾，鲍罗廷和在地位得到提升和巩固。但见势不秒，为生存加紧大规模聚合。准备拼死反攻。邹鲁，林森到达上海后就与邵元冲，谢持，叶楚伧，覃振等商讨“党务补救办法”，决定由谢持，林森，邹鲁三人“分别北上邀各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来沪筹商办法”。11月16日，林森，邹鲁，邵元冲，居正，戴季陶，石严瑛，石青阳和张继，谢持，吴稚珲等中央执监季联合发出铣电，通告各地执监委：“决定于本月23日在总理灵前开正式中执会全员会议”。（19）

  11月23日，在北京的林森，邹鲁，张继，谢持，叶楚伧，居正等召集在北京的中执会，中监委和候补中执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期10天，由吴稚晖署名通过召集，李烈钧未参加但发电赞成。因在西山举行，故参与人员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在1926年1月4日结束。（20）

  会议发表了《对时局宣言》，通过的重要议案有《取消在本党党籍案》，《顾问鲍罗庭解雇案》；《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决定此后本党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派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等。

  《取消在本党党籍案》，强调孙中山允许员加入，“非以党团加入，而欲于本党中别取作用”。同时认为在中的工作完全属于党团作用，受指挥，利用“发展党势，且借以维持苏俄”，已经严重妨碍。并指出中俄两国历史与社会情况不同，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在中国势不并行，“若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斩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实为革命团体恒有之事实”，故提出“请退出” “不容党中有党”，国共两党“之旗垒划然分明，各有其党之主义努力奋斗”。同时提出要对

  （21）《取消政治委员会案》称，中政会原本系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执会所附设的一种政治上之建议机关”，与会者认为它后来“受鲍罗庭控制，而使之凌驾于中执会之上，近来中政会非紧急事件辄用中央名义发表，甚至关于党部之事亦擅自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如其收发机关”。此后中政会地位超越执行委员会，成为权力中心。

  故提出中政会应受中执会指导，只有讨论党中央关于政治事件的资格，而没有过问党事的权力，但现在中政会却不断干涉党事。因为要求取消中政会，将党务决策权归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决定由邹鲁，沈定一，傅汝霖，居正，叶楚伧等担任中执会委员，推举林森，邹鲁，覃振，石青阳，叶楚伧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并以居正，叶楚伧，茅祖权，沈定一，孙科等人为中执会各部部长。同时通电决定中执会移至上海，广州中执会停止职权。并在上海设立中央党部，这等于另立中央。《决定此后本党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强调要联合的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有以不平等待我者，无论其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皆为反对”。至于苏俄“对我，真否平等待遇”，邹鲁认为“至彼所谓助吾党者，

  ……俄人之助我至少，所攫至大…..然中东路之不平等，甚于俄皇时；租界领事裁判权等虽已舍去，然以日本对朝鲜方法攫我蒙古；大小轻重之间，不可同日而语。徒以貌为平等之故，遂使素以爱国自号之吾党，亦噤寒蝉”。这直指苏俄侵占中东路，扶持蒙古革命党分裂中国外蒙古主权。（22）对上述两案，事后陈独秀称西山会议派

  但指出《取消在本党党籍案》中关于“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之压迫”一语，所谓“任何属性”明显指向苏俄的“赤色帝国主义”。也就是说明确了“非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包含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而原因是《决定此后本党对于俄国之态度案》提到的苏俄强占中东路，分裂中国外蒙古和干涉内政太甚。同时将西山会议派定性为“新”。（23）另外《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列表举了汪九大罪状。暂定开除汪精卫籍六个月，以促这位“自新”。《顾问鲍罗庭解雇案》表面上矛头直指鲍罗庭，实际则打击其背后的共产国际。内称，孙中山逝世后作为“客卿”鲍罗廷“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内之崩乱”，所以“不能容许非本党党徒之客卿鲍罗庭在本党之一切职务”。荣孟源主编《中国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页。

  最重要的是，西山会议派认定之前饱受打击的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与“党义无违反”，这等于打出了

  （24）11月30日，由邹鲁起草，并有张继，林森，谢持，覃振，石瑛等联合署名，致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信函，以公开说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函称：“总理许加入也，为其能实行吾党主义也；总理之联俄也，为其以平等待我也。今悉违反总理之期望，吾党员于此若不毅然决希与之划分，俾不为所灭，犹复拘文索义以总理许人加入本党之说以自如，则不惟失革命党之精神，且恐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矣”。不过该铣电所列名的中监委，部分未征得本人同意。如

  （25）1926年3月，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召开所谓的“二大”，发表宣言，通过一系列决议，提出全方面开展清党活动。这就出现了与1926年1月广州中央二大，形成两个代表大会对峙的局面。双方互相指摘，自诩正统。

  早在1925年9月28日，联共（布）中央就认识到许多领导人对国民革命“有产生左倾的危险”，决定对作出

  为此，共产国际执行会甚至给中央专门发出指示，强调：“应赶紧重新审查同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不应发号施令”；“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受此影响，也采取退让措施，继续寻求与的合作，“与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和斗争”。“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不担任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但却加强了对行政权力的控制。（26）同年10月初，当俄共中央得知胡汉民，许崇智被挤走之后，更表示“绝对没办法理解”，明确批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把孤立起来，而且使广州因左倾而陷入孤立和毁灭。（27）

  西山会议派成立后。中央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最大限度利用资产阶级各阶层力量的斗争”，继续争取和支持，这时“领袖”指的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他们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而苏俄驻上海领事也主动出面与上海执行部说项，称“

  ”。这对造成不小影响。（28）同时，决定对西山会议派等份子进行分化拉拢，陈独秀在加拉罕安排下与叶楚伧，邵元冲，孙科等商谈，达成协议，

  这促使二大的顺利召开。值得玩味的是，还积极争取“旗帜”戴季陶，陈独秀就在1925年12月《向导》周报第139期发表的《新之反动倾向》中，宣称戴季陶没有参加西山会议，是因为“发现了”西山会议“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才不去开会，企图主动将戴与“反革命”切割出来。但戴并不“买账”。（29）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提出要“严促广州中央迅速定期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以证正统。为稳定形势，共产国际和为继续争取中派，“不吓炮”，共产国际指示将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的

  （30）1925年11月27日，中执会致电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为非法。1925年12月25日，蒋介石也发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公开斥责西山会议派分裂，破坏革命，背离孙中山革命精神。（31）

  1926年1月1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李大钊，孙科等36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邓演达，吴铁城等24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邓泽如，高语罕等12人当选中央监察委员，黄绍竑，李宗仁等8人为候补监察委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对外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官僚等一切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遵守总理遗嘱，奋斗不懈。还通过了关于党务，政治报告，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对外政策，弹劾西山会议等诸多决议案。在《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中，指出西山会议严重违法，宣布上海中执员会无效。（32）会议认为邹鲁，谢持发表“种种反对国民政府言论，污蔑同志，破坏党政府之信用，纵无西山会议亦当处以严重处分。况此次西山会议，谢邹两人事前奔走联络，利用同志会之分子，捣乱北京执行部，更进而发起西山会议。事后又派遣党徒分赴各地运动联络，攘夺党部，故谢扶，邹鲁两人，纯为主动之人，其违反党纪以此两人为最。

  ”。叶楚伧，邵元冲，林森，沈定一，傅汝霖，石瑛，覃振，茅祖权，张继等人警告处分，要求其改过自新，并在两个月内回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若不接受则开除党籍。戴季陶虽未参加西山会议，但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大会念在戴已表示悔悟，且早年对有功，因而决定“促其猛醒，不可再误”。二大还通过决议，销毁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对列名同志俱乐部的居正，石青阳等予以除名处分。会后，广州中央还向苏俄发出友好通电：“今日本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一致决议，谨以至诚之意与贵国携手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贵国为世界革命先锋，向以扶助被压迫民族之职志，深望继续予以努力。本会更当率领全体同志努力奋勉，完成中国之国民革命而促全世界革命之成功”。这从根本上坚定了联苏政策。（33）

  至此，西山会议派分崩离析。西山会议派成员大都虽为元老，但没有过硬的实力和军事力量。企图“另立中央”自然要失败。但他们

  另外广州中央的表态，并未能阻遏因“戴季陶主义”而点燃的内对人的不满情绪。与戴季陶主义之论争，将两党理论纷争推出一个高峰。这也显示双方矛盾已无法弥合。还有在二大上，只有15名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相反戴季陶，孙科，邓泽如等仍被选为中央执，监委员或候补委员，这使得在内仍保有较强大量。在随后的二届一中全会上，谭平山，杨匏安，林祖涵等员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党员占常委会的三分之一。中央党部所辖八部中，员担任部长或代理部长有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外事部。工人部，商务部由于胡汉民，宋子文个人原因，也由党员实际控制，这等于8个部控制了6个。而八部的秘书和秘书处的成员也全为员，以至于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几乎由在掌握，这使得影响力和势力进入第一个飞跃发展期。

  （34）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汪精卫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蒋介石也被选为中执会委员，中执会常委等职位，在党内地位大幅度的提高。而随着1925年11月，蒋介石指挥的第二次东征胜利，巩固了蒋在国民革命军领袖地位。由此，

  （35）而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对军队控制力慢慢地增加，还有共产国际企图完全控制的党政大权。再加上，之后蒋介石在北伐问题上。与汪精卫和共产国际，的矛盾，导致蒋等人转向。而这些，却没有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最终引发了中山舰事件。

  综合本文上，下章史料。国共第一次合作从形成，双方就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抛开以冯自由等为首的人对共产国际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还有张继等人“容共，更要防共”的主张外。共产国际和奉行的一系列分裂，排挤，控制和蚕食的政策，是双方最终走向全面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如马林在1922年西湖会议上，提出加入后建立“党内集团”，保持完全独立性和全面壮大自身力量，并对抗的政策；甚至公开批评孙中山等领导人和承认北京政府。在外蒙古，中东路等事关中国主权问题上，又完全听命于苏联。

  而鲍罗庭时期施行的“楔子策略”“党团扩张”“控制分部”“排挤，扶持，争取中派”，斯大林“争夺军队领导权”等一系政策，不仅造成全面分裂，危胁到了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控制，更开始全面蚕食，控制。这也迫使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相继走向“清共”或“请共”道路。

  （1）（2）孙中山《孙中山文集》载《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与日人某君的谈线）蒋永敬《兴衰史》，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66页

  （4）（8）孙中山《孙中山文集》第11卷载《致蒋中正函》1924年10月9日，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页

  （5）（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421，425-428页

  （6）（7）（3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7，82页

  （9）李云汉主编《中国史述》第二编，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委会1994年版第640页

  （10）《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维里杰致魏金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502页

  （11）（20）邹鲁《回顾录》第1册，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167-168，188页

  （12）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会档案《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记录》1925年7月10日

  （13）陈公博《苦笑录》，中国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25页

  （15）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1996年版第391页

  （17）《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491页载蒋介石《为西山会议告同志》1926年12月5日

  （18）（21）（22）（28）荣孟源主编《中国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361，363，334页

  （19）（25）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编》26载居正《清党实录》，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第25页，第32-34页1925年11月23日

  （23）《向导》周报第139期第1266载陈独秀《新之反动倾向》

  （24）谢幼田（谢持之孙）《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香港集成图书馆有限公司2001年版

  （26）《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678，695载《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央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

  （2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载《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10月2日，第704页

  （29）1925年12月《向导》周报第139期发表的《新之反动倾向》

  （30）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载《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央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85页

  （31）《周恩来选集》（上）载周恩来《关于1924-1926年党对关系》1943年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32）（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412-413，195页

  （34）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年2月10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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